伊朗国家通讯社（IRNA）：来自伊朗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的阿里·阿斯格里·穆斯里赫教授在题为“世界危机与竞争战略”的发言中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关于世界的未来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并引起广泛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与之相对提出的是“文明间对话”，其理论基础在数年前已基本建立，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提出了文明对话，1998年11月4日，第53届联大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这一决议的通过，我们抱着实现各文化、各文明间对话的希望进入了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提出文明对话的目的和之后为实现文明对话做出的努力是推动世界进程和所有决策朝着增进了解、加强和平对话的方向发展。有些学者对文明对话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个与全球局势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浅薄理论。“文明对话”理论自提出到现在过去了20年，如何重新审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只能说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
他说，今天，所有民族面临共同的危机和问题，每个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努力去解决这些危机和问题时，如果不这样做，说明我们没有走在解决危机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必须把世界每个角落发生的危机视为整个人类的危机。
他强调，旷日持久的战争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发展不平衡、价值观颠覆性危机和精神空虚等都是我们面临的共同危机。
他说，我们在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应当可以成为世人的普遍模式，每个国家采取的战略决策，应当考虑可以成为普遍规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当前的竞争模式继续发展下去，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同样我们也要思考，如果我们的战略成为全球发展模式，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些问题应当引起目前国际局势竞争各方的关注。
来自伊朗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的艾布卡西姆·伊斯玛伊里教授在题为“摩尼教文学艺术在中国和伊朗文化关系中的作用”的发言中指出，摩尼教文学是萨珊王朝时期伊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献主要是在20世纪初在中国吐鲁番被发现的。摩尼（Mani）死后摩尼教徒移居到了中亚和中国，因此在中国的吐鲁番和敦煌（Dun Huang）这两个地方留下了摩尼教宝贵的文献和艺术作品。毫无疑问，它们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彩饰画（细密画）和装帧方面。
他说，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制定和实施伊朗和中国学者之间关于阅读、翻译、阐释以及对这些尚存作品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分析方面的联合研究项目。
他表示，为了实施和执行这种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项目，本人作为沙希德•贝赫什蒂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成员，诚恳邀请所有中国的伊朗学学者采取根本性的步骤，为中伊文化交流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来自中国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张西平教授在题为“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伊朗”发言中指出，中国和伊朗的接触始于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西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建立起了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开通。此时伊朗是帕提亚王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最早称伊朗为安息国。这里的安息就是波斯的帕提亚（parthia）王朝，“安息”（an-siąk）一般认为是指帕提亚王室名Arshaka的对译。
他说，《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张骞副使出使安息国的情况，这是中国和安息国的第一次外交活动，十分重要。“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二万骑迎以东界。东界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
最后，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于桂丽博士作了题为“对波斯文学发展历史的再认识”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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