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国家通讯社（IRNA）：我发现，如果在世界上确实有一个社会可以与波斯相比较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只能是中国。我当然也没有忘记使中国人有别于波斯人的许多差异。这是一个具有独自特点、特殊的心理和特殊景色的国家。在波斯与其他具有远近不同亲缘关系的文化之间，唯有中国文化才会使我联想到今天在伊斯兰文化掩饰下的伊朗文化的实质。
多年以来，西方的“外国人”都从把伊朗乔装成伊斯兰文化的做法中找到他们那新民族主义的利益，这是荒谬绝伦的。正如中国远不是一个佛教国家一样，伊朗也远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因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地区（即那一片非常干旱或荒凉的辽阔地区，它在数千年来把波斯与希腊-罗马社会分隔开了）所特有的一种神秘哲学现象。
那种认为波斯全部或部分是伊斯兰国家的看法，都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学的错误，一种科学的错误。难道欧洲或美洲由于在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而信仰基督教，便可以被归溯于以色列吗？在这些令人看到诞生了希腊哲学家和罗马天才人物的古代社会中，是否会有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呢？在中国，难道仅仅是由于佛教教派于某一时代，在那里进行了征服而就有婆罗门教徒或印度教徒吗？
如果从远方去看的波斯，可以与阿拉伯的色彩相混淆，无论在阿拉伯还是在波斯这两个民族中，没有一个会对此发生错觉。那些西方和东方的帝国主义者分子们，正在进行或部分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部分人乔装成“伊斯兰教徒”，另一部分则乔装成“阿拉伯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自欺欺人，帝国主义者们的较量，就如同两个醉鬼用酒瓶子和椅子斗殴一样，他们称这些可怜鬼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世俗人对此毫不理解。
波斯人从来不曾是宗教狂，狂热盲信并非是伊朗人的特征，完全如同它也不是中国人的特征一样。波斯人完全如同中国人，其天性就是怀疑宗教信条。这是一个宽厚的民族，正如它那留下深深历史烙印的艺术和文学所证明的那样，始终坚信神 既不存在于清真寺，也不存在于犹太教礼拜堂、佛堂和佛塔之中，始终暗示祈祷、朝圣和圣战，都不会得到任何实际的东西。
英国人把原教旨主义运用于印度，以便把该国分裂成伊斯兰教团和印度教徒两大部分。他们为了这样作而在夜间偷偷地把一头牛的尸体抛入一座印度教寺院，或者把一只猪的尸体投入一座清真寺中，点燃内战的烈火。英国人在离开印度之前把它分裂成两半，他们的“工事”尚未拆除。原教旨主义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就先在美洲、后在欧洲由复国主义的领袖们灌输，保护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种族中间打入一个楔子，由此产生了一种难以解决的局势。他们以传染的方法将其中世纪的“原教旨主义”一词，向波斯和阿富汗输出，再别说向非洲输出的事了。
任何社会学家都对其科学有着清醒的认识，清楚地看到了这是一种流行病，一种传染越来越近的霍乱症。这种原教旨主义如同瘟疫一样，不应将它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相混淆。它如同一场细菌战，由武器商和浑水摸鱼者们发起。新殖民主义者认为战争状态、人为制造的悲剧、连绵不断的战争将维持原教旨主义、军火教育和掠夺帝国的残余势力，阻止人民在2000年到来前后的觉醒和进步。
但我们将注意向他们证明，这些人在其阴险的打算中荒谬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打算就如他们在19世纪组织鸦片贸易，以削弱和统治东方民族一样。
为了向中国朋友们提供些有益资料，我再来论述自己的主题：在波斯和中国两种文化之间具有选择性的相似性。我们掌握有成千上万的证据和资料能说明这两者之间存在有相似性。
北京的同事们可能会对我的讲法感到惊愕，因为他们可能由于阅读来自英美的著作，而在思想中将波斯与“伊斯兰世界”相混淆了。这是一种非常不正确的观点。波斯与所谓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差异，就如同中国与“佛教世界”的差异一样。
中国人首先是一种古老文化的代表，波斯人的情况完全如此。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2020-12-07 E02
作者：阿里·玛扎海里 （1914—1991年），伊朗裔法国籍当代著名伊朗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德黑兰师范学院，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著有《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译者：耿昇（1945—201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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