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国家通讯社（IRNA）：中国和古代伊朗在“地通、路联、人相交”这三个核心要素上符合“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要求。首先，中国和西亚地区的伊朗在地缘上靠近，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伊朗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贯通欧亚大陆的中转站，也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伙伴和安全伙伴；其次，波斯商团充当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推动了中国与古代伊朗交往领域的延伸，也促使双方丝路天然经贸伙伴关系、丝路天然人文伙伴关系的形成；最后，中国和伊朗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互动又从精神层面丰富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价值基础。
第一，地缘上，古代中国和伊朗在丝绸之路上处于关键位置，双方一直保持着长期稳固的政治关系，为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波斯与中国之间的广袤土地西自里海，东到塔里木盆地，北自哈萨克斯坦的额尔齐斯河，南至伊朗与阿富汗交界，这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500年左右，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占领了这个地方。此后，亚历山大东征，古波斯帝国灭亡。塞琉西王朝在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60年统治该地区，公元前200年这片地区被分成西部的帕提亚王国和东部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也称大夏或吐火罗国。汉朝时期，这里的大部分地区被汉朝征服，佛教由此从印度传到中国。随着汉朝覆灭，公元220年，这里的控制权又重归波斯，受萨珊王朝(224～651)统治。随后阿拉伯人入侵，他们带来并传播了伊斯兰教。这里先后被阿拉伯人和突厥人控制，直到元朝时期蒙古人的到来。
从文化上看，直到20世纪，这里一直由波斯文化主导。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时期，波斯语是官方通用语言之一。至今在一些中亚国家，如塔吉克斯坦民众仍使用波斯语。
公元前138年，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委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开启了联系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公元前126年，张骞从中亚返回当时的中国汉朝首都长安，记录下了中亚和西亚各国的情况，其中提到伊朗。伊朗当时被称为安息，一般认为就是古代伊朗阿萨息斯王朝的音译。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安息(也就是波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
据中国史书记载，张骞派副使访问安息，安息王派两万骑兵在边界迎候汉朝使臣，礼仪极为隆重。汉朝使臣回国的时候，安息国王又遣派使臣随同汉使来中国。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第一次正式交往。西汉时期，中国还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来保障西域地区的丝路商贸安全。
到了伊朗的萨珊王朝，也就是公元224～651年，中国和伊朗的友好往来更为频繁。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波斯派使节到中国北魏王朝进行友好访问达十多次。在唐代，两国的友好往来进入鼎盛时期。当时，中国书籍中称伊朗为“波斯”，这一称谓一直沿用到近代。据中国文献记载，在公元455～521年这66年间，波斯遣派使臣到中国有十次之多。民间往来更为众多。
651年，波斯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中国书籍称他为“伊嗣俟”，曾派使臣来中国请求支援。642年，在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伊嗣俟兵败，651年被杀。他的儿子卑路斯、孙子泥涅师，先后来到唐朝首都长安请援，他们都获得了唐朝庇护。卑路斯复国未果，客居于长安，唐高宗授之以右威卫将军。卑路斯亡于长安，其子泥涅师承袭波斯王的封号。唐朝甚至一度出兵协助泥涅师复国。
在宋代史书中，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称“大食国”)时期，伊朗处于“大食诸国”的统治之下。在宋朝晚期，西域一带频发战乱，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兴起。许多波斯穆斯林商人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广州、扬州和泉州等地经商，有的人还在那里安家落户。在扬州和泉州等地，都还保存着波斯商人留下的石碑。
明朝时期，双方政府互相派遣使节，中国与波斯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中国使者陈城访问波斯后撰写的《使西域记》，成为中伊友好交往史上的珍贵史料。
郑和下西洋，是把两国交流推到高峰的关键性事件。明成祖朱棣和波斯的沙哈鲁王子曾分别派出300人和500人的大型代表团互访。明朝时期，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3次访问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国(也就是今天伊朗西南部的霍尔木兹甘省)。随行的费信、马欢等所写的旅行记中，对其都有专门的描写。 《明史·西域传》中提到亦思弗罕等伊朗境内小国，当时都与中国互通使节，互赠礼物。
明朝永乐二十一年，有忽鲁谟斯等16国使节1200人来华参加“万国来朝”盛会。永乐皇帝派遣大量使团出使海外，在诏书中明确表达了“共享天平之福”的理念。公元1516年，波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撰写的《中国纪行》一书，后来成为中伊友好交往的珍贵史料和重要见证。
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之外，中伊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十分密切。从汉朝起，珍贵的中国丝绸及其他货物，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西运。而经伊朗输入中国的货物也不少，如宝石、金银器、玻璃器、香料和毛织物等，另有植物被引入，如石榴等。
第二，中伊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频繁。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长期处于波斯商人的控制之下。“伊朗人是东西方最好的中间人，将希腊的文明传播到中亚和东亚，把中国贵重的物品带到地中海。”
波斯银币是丝路地区一些商贸往来的流通货币，中国境内考古出土了上千枚波斯银币，这说明古代中国与波斯之间的商贸来往非常活跃。在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中国和波斯帝国之间的政治交往一度中断，但双方的商贸和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唐代高僧鉴真发现，仅海南的波斯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
中国史籍称波斯商品为“波斯货”，波斯人在中国南方素有“舶主”之称。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晚唐词人李珣就是波斯后裔，被称为“李波斯”，他撰写的《海药本草》是《本草纲目》的重要参考。
从宋代起，在中伊两国之间，海路贸易占主要地位。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瓷器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有考古团队在尸罗夫港、累依和尼沙普尔等地发掘出宋代瓷片，充分证明了宋代瓷器出口贸易的繁荣。
元、明时期，海路贸易更为发达，运到伊朗的中国瓷器为数更多。在德黑兰博物馆中，人们可以看到由阿达比尔转运来的古代中国瓷器。这批瓷器是1612年波斯萨非王朝阿巴斯一世献祭在阿达比尔一座祖庙中的，有的瓷器上还刻有他的题记。这批瓷器原有1100余件，现仍存留805件。博物馆的陈列室中展品以青花瓷为最多，也有影青瓷、龙泉窑、万历五彩等。
第三，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和伊朗两者是文明古国，作为两个庞大的帝国，两国通过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传播自己的文化，形成广泛的影响。中国和伊朗的文明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方面。
东汉末年，安息王的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曾携带梵文佛典来到中国长安，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还学会了汉语，帮助中国学者翻译佛经，为佛教后来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唐代时期，波斯的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也相继传入中国。
公元7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中国和波斯之间在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和商业领域之间的文明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承受了一些明显的波斯特征。比如许多伊斯兰教仪式和庆典活动，诸如婚礼中的宗教证婚词就是用波斯语说的。还有五次主麻礼拜的名称也都是用波斯语。”“中国许多传统的经堂院校里，波斯语是基本的授课语言。”据统计，大约60%的维吾尔语的词语来自波斯语。
元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都是庞大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波斯文明和伊斯兰教对蒙古征服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波斯化，讲波斯语，皈依伊斯兰教。有韩国学者认为，虽然蒙古帝国以军事征服为主，但受到了中国和波斯文化的影响。在元朝时期，中国才开始对伊斯兰世界有了更广泛的了解。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多层次、多渠道地进行着商业、信息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是动态的，对彼此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2)地理学方面。
中国在唐代即有杜环所著的《经行记》，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在国外10余年的见闻，对当时伊朗的方位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服饰以及宗教、军事等情况，用简洁扼要的文字作了描述。
在元代，汪大渊曾随商船两次访问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他在《岛夷志略》一书中有专门章节介绍伊朗的主要商埠忽鲁谟斯。此外元代耶律楚材所著《西游录》以及周致中所著《异域志》中，也记述了伊朗当时的地域。
到了明代，此类著作更为众多，例如由陈诚和李遲合著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是他们奉命出使伊朗帖木儿王朝的哈烈城(今赫拉特)的记录，这两部书里对当时伊朗的地理、风俗、人情和制度都有较生动的描述。费信曾四次随郑和到海外，两次访问忽鲁谟斯国，回国后写了《星槎胜览》一书，对忽鲁谟斯国有所介绍。这些著作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理、历史、人文的重要文献。
(3)音乐体育。波斯的乐器被引进中国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传统乐器。比如，中国的琵琶来自伊朗的三弦琴，扬琴来自伊朗的桑图尔(santur)。波斯乐器是唐朝贵族享用的奢侈品。体育游戏方面的波罗球艺(即马球)，均是从伊朗传入，并盛行于唐代长安。
(4)语言方面。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波斯语是贸易的通用语言之一。甚至在蒙古帝国时期，即中国的元朝时期，波斯语也是对外交流的通用语言之一。
元朝时期分为四大汗国。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受蒙古大汗蒙哥派遣，率领10多万大军西征，跨过阿姆河入侵波斯。1256年，旭烈兀占领波斯建立了伊尔汗国，(元世祖忽必烈授予其弟“伊尔汗”称号)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
波斯语是中国元代宫廷中最先正式使用的伊斯兰文化语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经指出:波斯语是蒙古人宫廷和罗马教廷通信的交流工具。元朝时期，政府还设立了专门教授波斯语的学校。
波斯处于横跨欧亚大陆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上，连接东亚和西亚，丝绸之路为两大帝国之间的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数以千计的波斯人通过这条线路到达中国，波斯和中国的学者、商人、冒险家、旅行家、艺术家、外交使者等就这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和波斯的航海家们航行在波斯湾和中国海之间，这也使得两大帝国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
有学者总结道: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要的连接点，中国—伊朗之间的各种思想、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人员的交流和互动，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贸易范围，形成了世界性的多领域的交流，推动这条丝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力的超级高速公路”。
“丝路”并非是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在这条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实际上不很大。但它确确实实加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丝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美术。
摘编自《新丝路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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